我叫林建平，在一家事业单位的后勤部门干了大半辈子，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。妻子六年前因病去世，女儿远在广州安了家，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两次。 这六年里，我习惯了下班后回到那个空荡荡的、只有一百二十平米的三居室。开灯，烧水，下点面条对付一顿，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直到打瞌睡。 屋子里的空气常常是静止的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。我以为，我这辈子剩下的日子，也就这样如一潭死水般度过了。 直到三个月前，单位的同事苏琴搬进了我家。 苏琴比我小五岁，今年五十三。我们在同一个大楼里工作了十几年，平时见面也就是点头微笑，或者在食堂打饭时寒暄两句。她是个很体面、做事利落的女人，平时总是穿着剪裁得体的职业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她十年前离了婚，独自把儿子拉扯大，如今儿子在上海读研究生。 那天下午，我在单位楼下的花坛边抽烟，看到苏琴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抹眼泪。平时那个要强的女人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，这让我有些无措。 走过去递了张纸巾，我才知道，她租住了五年的房子，房东突然要卖房，勒令她三天内必须搬走。 那个地段的租金这些年涨得飞快，她又要供儿子读研，一时之间根本找不到合适又便宜的住处，急得情绪崩了盘。 不知是出于老同事的同情，还是我内心深处对那间常年空置的次卧感到厌倦，我脱口而出：“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家里还有一间空房，我女儿以前住的。你先搬过去应急，房租按市面上一半给就行。” 苏琴当时愣住了，红着眼睛看了我很久，最后咬了咬嘴唇，说了句谢谢。 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同居生活。 起初的日子，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彼此的边界。她是个极有分寸的人，把次卧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买菜做饭也总是坚持和我AA制。家里的卫生她包揽了大半，洗手间的台面上永远没有水渍，阳台上也多了一些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衣物。 这种变化对我来说是微妙的。每天下班推开门，迎接我的不再是一室冷清和黑暗。厨房里会有抽油烟机轻微的轰鸣声，空气中弥漫着青椒炒肉或者排骨汤的香气。玄关处多了一双女士拖鞋，鞋柜上偶尔会放着一束她下班路上买来的便宜鲜花。 有那么几次，我坐在餐桌前，看着她系着围裙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，心里会莫名地生出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。就好像时间倒流，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家又回来了。 但我立刻会把这种荒唐的念头压下去。我都五十八了，半截身子入土的人，人家只是租我的房子，我不能有那种为老不尊的龌龊心思。 后来我们渐渐熟悉起来，饭桌上的话也多了。我们聊单位的八卦，聊现在的物价，聊各自远在他乡的孩子。我发现，褪去单位里那层干练的外衣，苏琴其实是个很柔软也很容易缺乏安全感的人。她会因为儿子几天没回微信而整晚睡不好觉，也会因为在菜市场买到了新鲜便宜的鲫鱼而开心半天。 日子如同流水般平静地滑过，直到深秋的那个雨夜。 那天恰逢周末，冷空气骤然降临，窗外的秋雨下得又急又密，狂风扯着树枝拍打着玻璃。我因为白天吹了冷风，头有些疼，早早就洗漱完躺在了床上，手里拿着一本旧书，却怎么也看不进去。屋外的雨声很大，掩盖了屋内的宁静。 大约晚上十一点多，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极其轻微的敲门声。 “老林，你睡了吗？”苏琴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 我愣了一下。这三个月来，只要我关上卧室的门，她从来不会来打扰我，这是我们之间不言而喻的默契。 “没睡，怎么了？”我一边应答，一边披上外套，走过去拉开了门。 门开的那一刻，我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，随后便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慌乱之中。 站在门外的苏琴，没有穿平时那套得体严实的家居服，而是穿着一套浅粉色的纯棉睡衣。睡衣洗得有些旧了，软绵绵地贴在她身上。她没有化妆，头发略显凌乱地散落在肩头。 在昏黄的走廊灯光下，她看起来那么单薄，那么脆弱，完全不是那个在办公室里雷厉风行的苏姐。那一瞬间，我作为一个五十八岁男人的某种保护欲和深深的怜惜，像被一阵风突然吹起的火星，瞬间在胸腔里燃烧起来。 “老林……”她看着我，眼泪又一次毫无征兆地夺眶而出，“我能不能……进去坐会儿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