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年10月，蔡振华卸任最后一个正式职务，从北京回到无锡。 他回老家的第一天，没去单位，没见领导，直接去了母亲住的那套老房子。84岁的母亲坐在沙发上，电视开着，播的是体育频道。老人看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你是回来住几天，还是回来不走了？” 蔡振华蹲下去，把母亲脚边的毛毯扯平整：“不走了。” 那一瞬间，他看见老人眉毛动了一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把遥控器递给他：“你把台调调，我不爱看乒乓球。” 蔡振华没调。他知道母亲不是不爱看，是看不了。电视里只要出现那个小球，她就会想起父亲。 这段因乒乓球相关工作错过父亲最后一程的遗憾，在他心里扎了快三十年。 1993年秋天，蔡振华正带着国家男队封闭训练，备战第43届天津世乒赛。某天，他突然接到家里电话，是母亲打来的，说父亲有点不舒服，去医院检查了一下，没大事，让他别记挂。 他信了。 当时国乒男队正处于爬坡关键期，蔡振华压力极大完全没多想家里的情况。那时候国乒男队刚从低谷往上爬，他从意大利回来接男队主教练不到两年，压力大得头发一把一把掉。 队员的每次训练他都要盯，每个人动作不到位，他饭都吃不下。母亲说没事，他就真的没往心里去。1993年底，蔡振华偶尔听到队里同事提了一嘴，说你父亲是不是住院了，你抽空回去看看。 他心头一紧，当即打电话回家，母亲在电话那头顿了顿：“出院了，在调养，你忙你的，别来回跑。” 后来他才知道，父亲根本不是“调养”，是肝癌晚期，已经扩散。母亲瞒得严严实实，连他姐姐妹妹都对好了口供。1994年春节，蔡振华好不容易挤出三天假，除夕前一天赶回无锡。 久未归家的蔡振华见到病重的父亲，几乎认不出原本健壮的对方。推家门进那一刻，他差点没认出父亲。原来一百五十多斤的人，瘦得面颊凹陷，颧骨突出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。 父亲靠在床头看见他，使劲撑了一下身子，扯出一个笑：“回来了？什么时候走？” “初四走，初五得回队里。” 蔡振华说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没敢看父亲的眼睛。那三天，他基本没怎么合眼，坐在父亲床边说话、削水果、倒水、扶父亲下床上厕所，终于有了点儿子的样子。 他感觉父亲一直在看他，用一种很安静、很舍不得的眼神，看他削苹果，看他倒水，看他坐在床沿打盹。 正月初四早上，蔡振华拎着包走到门口，父亲突然喊了一声：“振华。” 他回头。父亲摆了一下手，声音很轻：“走吧。” 蔡振华说：“爸，我下个月再回来看你。” 父亲没有点头，只是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：“走吧。” 1994年6月，国乒队正在正定基地封闭训练。一个上午，训练刚结束，蔡振华还没来得及擦汗，看到黄胜红着眼站在训练馆门口。 他走过去的路上，脑子里飞快闪过很多念头——是哪个队员受伤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黄胜只说了三个字：“爸走了。” 蔡振华手里的毛巾掉在地上。他后来跟朋友谈过这段，说那一刻他整个人像被人从身体里抽走了一块，巨大的空洞，连痛的感受都滞后了，整个人是木的。他连哭都没有，站了很久，才说出一句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 “今天早上。” “我上周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话声音还挺有力气……” “妈说，爸不让她告诉你，怕影响你带队。” 蔡振华没说话。 他在训练馆门外蹲了很长时间。队友们远远看着他，谁也没敢上来。黄胜没有催他，直到他自己站起来，把脸上的水胡乱擦掉：“下午训练正常。” 蔡振华没能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。他赶回无锡的时候，父亲的追悼会已经结束，只看到老家的堂屋里摆着遗像，照片里的父亲笑着。 他跪在灵前，磕了三个头，一个字都没说出来。后来很多年，那个画面反复出现在他梦里：父亲靠在床头，用那种舍不得的眼神看他，然后说——走吧。 他说：“这趟路走了三十年，回头一看，那个‘走’字，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一笔债。” 退休回无锡后，蔡振华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陪伴照料年迈的母亲身上。退休回无锡之后，蔡振华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。 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，绕着老城区走一圈，给母亲买豆浆油条。老太太心脑血管不好，这些年住院过好几次，他总尽量自己送医院、陪夜、找医生。 他姐说：“你回来了，妈连压力都小一点。”蔡振华笑笑没说话，但干活很实在——给母亲量血压、推轮椅去公园晒太阳、煮软烂的面条，都是自己上手。 朋友有时候半开玩笑：“你一个大领导，做这些事让人拍着，不觉得掉价？”他说：“我儿子天天不在身边，我爸的教训还没吃够吗？陪着，比什么都强。” 他父亲走时母亲还不到60岁，现在轮到母亲84岁高龄，他们知道时日不多，所以蔡振华回来得越来越勤。 除了对父亲的遗憾，蔡振华还有一件没法轻易释怀的心事。但另一根刺，他没办法拔。 独子蔡宜达没有走大家预期的乒乓球道路，反而选择了表演行业。蔡宜达，独生子，1989年生的。按理说，国乒教父的儿子，五岁就应该拿拍了，谁都以为他会接班。 但蔡宜达从小对乒乓球一点没兴趣，蔡振华教他握拍，他像握筷子一样别扭，练两个球就跑。长大后索性书包一背，考了北